每日经济新闻

　　本报头版昨日刊登了《3G上马国产手机不到10家存活》一文。在文中，手机产业链上游全球级供应商RFMD中国区总经理David Wang阐述了关于3G时代国内手机竞争将加剧、大多数国内手机厂商将被淘汰的观点，并称只有不到10家国内厂商能够存活下来。

　　本文刊发后，受到业界的强烈关注，本报对此进行跟踪采访。

　　“如果近期上马3G，那么国产手机不是谁能活谁不能活的问题，而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著名电信专家、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教授阚凯力昨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不仅对国产手机“死亡论”表示赞同，甚至抛出“全部死亡论”。

　　阚凯力重申了他以往对媒体所表述的一贯的观点，即不赞成近期发放3G牌照。他认为，如果发放3G牌照、投入3G网络运营、量产和销售3G手机，将对企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在各路声音都表明3G牌照发放已指日可待的时候，阚凯力仍坚持称，目前3G牌照的发放还是个未知数。

　　阚凯力赞成中小企业不堪元器件等硬件成本负担的观点，认为“看不出能够将3G成本降到2G以下”。由于消费者对3G“很不认可”，自然会造成狭小的市场需求。市场越小，往往厂商之间的竞争就会越大。“众多厂商争抢一块小蛋糕，甚至根本没有蛋糕，当然会大批死亡。”阚凯力表示：“既然在2G竞争中市场都那么小，做了3G手机以后，在成本增加、市场减少的情况下，他们拿什么来赚钱？”

　　此前有人认为3G手机是国产手机最后一次“淘金”机会，而阚凯力认为：“不是最后的‘淘金’，而是最后的‘投井’。”阚凯力表示，那些想通过3G来扭亏为盈、重整旗鼓的厂商，尽早丢掉幻想。

　　“消费者最有发言权。”阚凯力认为：“中国的消费者没有3G需求，3G在中国也没有市场。”他引述了一个数字：美国推3G已有近2年时间，但目前仅有200万用户。

　　手机产业链最薄弱一环3G时代终端商将“大鱼吃小鱼”

　　“根据国内手机市场容量，手机终端厂商有20家就足够了。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LG四大厂商占有75%左右的份额，剩下很小的奶酪，国内厂家10家可能都多了。”昨日，赛迪顾问半导体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柯对《每日经济新闻》表明了支持国产手机厂商“死亡论”的立场。

　　李柯认为，手机最主要的四大块元器件(有源器件、功能器件、无源元件和结构零部件)的核心技术基本上都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国内厂商大多还处于“贴牌生产”的状态。以基带(Baseband)芯片、射频(RF)芯片、音乐(Melody)芯片与Flash Memory等IC为主的有源器件，占手机25%-30%的硬件研发和生产成本，是国内厂商最难以实现的核心技术。尤其是射频芯片，基本上只有RFMD、三星等4家国外公司具备技术能力。虽然去年我国研制出一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的手机核心芯片，突破了中国手机行业“有机无芯”的局面，但这些手机核心芯片还未实行大规模量产，绝大多数国内厂商的产业链上游仍是国外厂商供给。

　　手机连接器与机壳等容易被人忽略的元器件，虽然只占硬件成本的5%-6%，但进入的壁垒仍然很高。李柯举例说，最常见的手机外壳弧形、圆形和倒角设计等看似不起眼的元器件正越来越精密，目前国内厂商基本没有这种能力。3G时代的手机，消费电子化的功能会被夸大，机壳色泽、触感、耐磨损都有很高要求，包括表面处理、涂布等专利形成了很高的进入门槛，令众多国内厂商无法企及。

　　当然，国内厂商可以选择元器件和技术购买，但他们必须面临3个现实问题。首先，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这必将降低手机利润；其次，要对元器件进行整体设计和模块拼装，这和“原装原配”自然会有所差别，性能上将差强人意；最后，即便能够从国外厂商那里购来先进技术，基本上也需要6个月左右。在手机行业，时间成本是很大的。一般来说，6个月时间，国外大公司已将最大的利润赚走，国内厂商只能“啃剩下的骨头”。

　　赛迪顾问通信与网络事业副总经理杨凯表示，手机市场会出现“大鱼吃小鱼”现象。“3G牌照发放以后，手机的整个产业链都存在很大变数，作为3G产业链最薄弱的一环，国内一些手机终端产商被淘汰在所难免。”

　　杨凯表示，对于国内用户的3G需求，目前几乎所有咨询机构、专家、手机元器件提供商、运营商、设备商、终端厂商乃至SP和CP增值厂商，都积极评估但心中无数。国内手机厂商如果要存活，借助于运营商和设备商强大的实力进行捆绑，是最现实的选择。王初虹 每日经济新闻

　　宇龙：技术差异有望解国产手机死结

　　“能否将市场机遇变成现实机遇，就要看是否为3G做足准备，是否有足够多的全面技术储备。我们认为，这两大‘潜动力’才是内功。没有这两者，市场再大也变不成利润。”昨日，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李旺向《每日经济新闻》表示，今年中国将迎来3G元年似乎已成定局，技术差异化是制胜关键。

　　李旺说，从根本上看，能否适应3G时代的客户需求是根本所在，而3G时代的客户需求背后正是以技术为支撑、以差异化产品为导向、以营销为辅助的。

　　目前，宇龙与3G主要专利厂商美国高通已签署“全球用户单元技术许可协议”，其授权既包括CDMA20001X/1xEV-DO专利，也包括WCDMA/UMTS相关基础专利。宇龙在3G研发上已兼顾WCDMA和CDMA2000两大标准。

　　宇龙总经理郭德英表示：“多模手机一直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期待着与领先的CDMA技术 开发商和供应商高通合作，推动普通和多模3G手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部署。”

　　在李旺看来，在激烈的竞争中，技术差异化有望真正求解国产手机的市场死结。“3G初期，双模或多模手机将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因为人们希望保存已有的号码资源；另一方面，很多人希望使用3G的各项服务，如视频电话、各种增值服务等。”

　　他说，3G时代就整个手机行业而言是巨大机遇，但国产手机要想真正有所突破，面临的问题不比2G时代少，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尚难料定。张丹 每日经济新闻

　　3G过渡期 我国手机业受三大因素影响

　　2006年是我国移动通信向3G的过渡时期。手机产业上下游整合、手机销售渠道的变革以及新核准手机生产企业进入，将影响我国手机产业的发展。

　　信息产业部经济运行司有关负责人27日介绍说，2006年3G网络的建设，使移动通信产业又将迎来高速发展期。同时，3G时代新的游戏规则使手机厂商与移动运营商、设备供应商、内容提供商、金融服务商、无线接入商等的联系更为紧密。作为手机厂商来讲，其核心竞争能力将增加一项重要指标，那就是对相关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能力。在这方面，国产品牌手机将有较大优势。

　　移动运营商的规模采购和捆绑销售将快速演变为一支重要的销售方式。3G时期的手机销售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为了推广新业务，加强自身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地位，将会加强和最终用户的联系。同时，为应对新的移动运营商，将更多介入手机销售领域。而新进移动运营商面临迅速发展用户的压力，也将采取类似中国联通CDMA网初期的策略，通过终端补贴甚至入网送手机等优惠来发展用户，为手机生产企业带来新机遇。

　　目前，我们强调自主创新有一些误区，就是一切都要自己做。

　　我们叫创新，韩国把创新叫创新性、自主性，二者是分开的。曾经一度把创新写成创新靠自己，还有是建立在，

　　我们之所以强调自主，是要有自己的信心，发挥自己的力量。有些人认为，要自主创新意味着一切都要自己做，从头到尾都要自己做。这是一种误区，自主创新更要有自信心，发挥自己的力量，但并没有说，自主创新排斥合作，也没有说所有技术100%都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说得是什么呢，企业是科技投入的主体，科技活动的主体， 是成果应用的主体。

　　创新的前提是应用，如果连用都不用，谈何价值呢？技术活动的主体，并不是什么都是企业自已开发，如果有力量，自己开发，如果力量不足，可以委托学校、研究所甚至其他企业，包括国外企业都可以，去开发，你做为总体单位去集成，用在自己的产品上，这是自主创新，是自已主导的，主导这一成果的应用，具有对成果的使用和改进的能力，那就是自主创新。提自主创新更应该提产、学、研、用的结合。

　　创新没有市场、没有应用是不行的，而往往研发产品的单位本身不具有掌握市场的能力。所谓自主创新不是完全独立的不需要外面的环境可以做出来的。需要构筑一个全社会支持创新的环境，所以，为什么胡锦涛讲，这是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是这一代人的责任，而没有说这是科技工作者，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工作者，也不是孤立的一个企业的行为，而是全社会的，这代人的责任。强调创新，更重要的是强调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创新的氛围。我们和一些创新型国家相比，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科技人员的水平低、技术落后，更大的是在体制上没有一个全民支持创新的氛围。

　　很多企业是对市场有垄断的企业，没有这些企业的支持，想去应用是难上加难。比如，3G，开发了设备，但运营商如果不配合，国产3G标准就不可能完成创新的过程，因为没有应用。很多运营商说，我们上市了，有自己的利益，这是可以理解，但是，运营商是国有企业，应该尽到一定的社会责任，运营商要带头营造创新环境，现有的国产创新产品是不那么完善，太完善了，还用得着你来支持吗？都要有一个过程。有些企业除了注重本身的经济效益以外，还要在营造创新环境上负有一定的责任。每一个企业自已是一个创新的主体，下游的企业也要为它创造一个创新的环境。

　　产业部门需要跟踪了解使用部门的需求。

　　我们现在强调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但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们并没有一种独立的创新行为，我们国家大量的科研人员分布在事业单位，而不是企业，要想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成为所有活动的主导，没那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产学研的结合尤其重要。

　　转制院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它们是国家多年培育的研究机构，近年转制为企业外，对市场有一定了解，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自身的研发实力还强一点，相对真正的企业而言，在市场化方面还差一点，

　　转制的院所不能简单地从大院大所变成为在行业中无足轻重的小企业。

　　欧洲的一位评论家说：“中国的很多转制的研究院所变成了没有技术优势的只考虑短期赢利的企业，这是很可悲的。”创新要把各方面的优势都发挥出来。通过国家大项目，组织各方面合理的分工。我们说国家支持企业，并不是政府简单地把费用划拨给企业，美国、日本、韩国都是通过大项目把产学研结合起来。

　　现在提创新，认为现在市场经济了，政府一号召就行了，由企业自己做，这是不够的，在目前的阶段，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产学研应该是一个市场利益的共同体，但目前还做不到的话，政府出面把它们组织起来，在一个大项目、大目标下，各有自己的位置。

　　“我们诺大的市场，不应该仅成为别人的蛋糕，应该成为我们自主创新成果成长的土壤。市场是换不来技术的，但没有市场是培育不出自主创新的技术的。”

　　我去过NTTDOCOMO，它的研发投入占总销售收入的3。3%，比我们的运营企业高得多，我问，你们是研发企业，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研发投入？为什么还要开发点设备？他说我们通过开发设备，了解一下设备的要求？我问：”仅仅是这样吗？他们说：“我们还有带动国家制造业发展的职责。通过运营来带动。我们开发一些项目，制造部门来参加，开发完，制造企业再去开拓海外市场。”我们有很好的条件，这么大的市场。我们诺大的市场，不应该仅成为别人的蛋糕，应该成为我们自主创新成果成长的土壤。市场是换不来技术的，但没有市场是培育不出自主创新的技术的。我们现在都知道资源紧张，都注意到 能源、水资源，也要注意到市场也是资源，应在自主创新上把它的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强调产学研用的结合。

　　响应提倡创新型国家的号召，现在纲要、配套政策比以前前进了

　　很多体制机制的问题还需要做很多复杂的工作。美国有一个创新委员会，由制造部门和产业部门、应用部门、研究者、甚至劳工和政府部门组成，给总统提交报告，每两年评估一下美国的创新战略怎么样，如何作到资源的共享和整合。更好地支持美国的创新发展。有了纲要，不等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还要花很大力气去评估、促进，去改进现在一时还解决不了的事情。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

　　自主创新的设备不如国外的好

　　总体上比，是落后的，起步比国外晚得多，国外的产品有些已经在一些国家使用了，有一定的经验，从这个角度说，说我们的产品不够成熟是客观的，但是你如果不给他机会，它永远不会成熟。如果这个机会，中国不给，指望着它成熟了到国外去，这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反，我们的产品进入国外时，我们发现，国外的应用部门很偏向于本国的产品，对我们的产品有很多限制，他们的设备不见得就很成熟，而是一种责任。像欧盟，GSM标准还没成熟，就预留频谱，不给CDMA进来的机会。这是欧盟的政府有意利用自己手里的权限，或明或暗地支持自己的产业。韩国有一种文化，政府在政策上有一种指导，有一个标准委员会，他认为用自己的好。

　　运营商是强调自己是上市公司，似乎不是国有的。可能他们还要冷静地想想你所尽到的社会责任。在创新中的带头作用，国资委管理的100多家企业，排在创新前十名的，没有一个是服务行业的单位。尽快前十名在创新期科技投入都比较低，但进入五百强的运营商没有一个进去。

　　运营商是没钱吗，不是，是不知道做什么？没有创新的动力。

　　政府不用干涉，让我们独立选择，技术中立，这像外国人说得话，自然，做为一个上市公司，需要考虑市场，效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让你支持创新的技术，并不是让你去亏损，而是考虑长远的效益。中国的运营商能够发展这么快，能用比国外少的投资建成全世界最大的网络，其中得益于国产设备的崛起，使国外设备下降了，用原来买一线设备的成本买了十线。我们要看到，应用部门支持创新，不是政府故意塞一个烂 苹果给你，首先要端正一种认识：一是要看到责任。二是通过运营和制造部门的努力，是双赢的，而不要认为只是尽义务。不仅仅是运营商，有很多，掌握应用权力的部门，把自己置于创新之外。

　　我们在说国产设备不好的时候，是否也要站在爱护的角度发现它的不足，提出更好的要求，技术上帮它找问题，帮助它改进，这比国家投多少钱更重要。

　　TD只有7%的专利。TD和另外两种标准的区别是在接入这方面，包括网络，包括终端，可能只有7%，在无线接口方面，我们是第一的，运营商不是不懂，而是不想用。你有100个专利，人家不用，等于0，关键是有绕不过去的专利，如果一个都没有，拿什么去和人谈，没有筹码。韩国的LG说，高通要和它收终端销售额的20%。中国还需要这样做吗？运营商是不需要付专利费的，所以运营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说一些简单的风凉话，制造商付出的专利费，最后都会摊到用户的头上，难道运营商就没有一点责任了吗？一些国有企业尤其是负有垄断市场责任的企业在这方面尤其负有责任。这个企业国家交给你管，不是你的，只有你关心企业的效益吗？

　　70%都留到运营商那里了，30%分给外资了，这是国有资产流失。

　　有些很困难，没有钱去协调，去扶持创新。企业拿到钱以后，不说是国家给的支持。

　　大唐的市场化能力较弱？很多运营商不买帐。

　　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TD不是大唐一家在做，市场化的程度不好，可以从合同上去要求，去完善，如果大唐没有这个市场，它能变好吗。其实，关键不是在这，如果TD出身在国外，运营商早就没意见了。GSM是先入为主的，固网交换机起来，是因为那时运营商的采购权没有上收，包括县局都可以采购，县局觉得没多少钱，就买他吧。给我们从农村进入包围城市的一个机会。后来，移动通信后来怎么不行？这种局面已经变了，采购逐渐集中了，国产设备已经进不来。3G如果不用国产设备，也没机会了。

　　国家抓创新，这么重视TD，不是说国家这么重视大唐，而是因为这是我们创新过程中一个难得的亮点，而且一开始就是国际标准，燕不是国内要搞一个封闭的东西。而且基本上成为TDD唯一的一个国际标准，TD——CDMA基本上就不提了，TDD是移动通信必须要使用的一个模式。

　　因此，国家支持TD成为主角，而且现在上3G正好是一个机会，国家支持其他项目，都没有TD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大的市场，在优势领域，在市场规模大的领域，必须坚持以我为主，集成创新。3G就是这么一个领域，为什么不能以我为主？

　　从技术角度而言，TD作为补充不是不可以，但现在谈TD作为补充是另外一种心态。是为了作个样子给国家看，还是成心去支持国产设备。

　　固定网运营商说现在的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上了TD会拖累了他们。会加剧现有电信市场格局的不平衡性。

　　第一，现在没有说TD只给固定网运营商，不给移动运营商，二是认为TD就是一个烂苹果，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认为WCDMA就是一个香饽饽。给了我就能把业绩带起来，这是先入为主。拿到WCDMA就一定能有好的业绩吗？当然，如果上了TD，可能投资者不是很理解，这是情有可原的，他们认为TD不保险，WCDMA更成熟。 股票是有反应的，会变的。短时间掉下去，还会起来的，还要看业务怎么样。为了减轻运营商的担心，国家在中长期规划中也规定了一些首购的政策，首购风险的分担，一定意义上，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在TD试用期，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在一定意义上，政府买单，减轻运营商的忧虑。在最难的时候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美国集成电路刚出来时，也没有人用，后来政府100%采购，让它度过了生产的最难的一段时期。

　　要承认TD比别人有差距，但不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很糟的东西，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这个培育过程没有运营商的介入是不可能完成的。早产儿大家都会很呵护，何况TD不是早产儿，只是没有洋娃娃那么好看。

　　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买了国外设备，出了问题，运营商没有责任，买了国产设备，出了问题就有问题。在这点上，国资委要发挥他所管的这些企业发挥在自主创新方面的龙头作用。

　　配套只是有其自己创新的投入，没有其使用国产设备的使用的投入。我曾经想过，把运营商和制造商换个位置。

　　8%的增长不是运营商唯一的目标，我们都在提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看销售收入。

　　这些配套政策和起草时大大往后退了。很多政府部门有意见。

　　一个厅长说，我现在抓科技觉得真难，要让我来选，不抓科技，抓修马路，建广场。

　　863通信主题专家组组长。做总结发言。我们做3G，集中了三代的专家，老的李进良、李世鹤，陈卫、徐广涵。张平，尤肖虎、王京。

　　最初酝酿是在研究院，1995年做SCDMA，1997年，ITU叫未来公共陆地移动通信网，当时没有用3G，也没有用IMT2000这个词。

　　当时在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前一阶段主要是研讨，863来组织，后来，由科技委来组织。

　　当时熊秉群当院长。邬贺铨当总工。

　　当时徐广涵比较积极，当时有些拿不准。邮电部和863主题决定开一个会研讨一下。一开始什么想法都有，后来比较集中在TD-SCDMA上。严格讲，应该是TDS-CDMA因为是在SCDMA的基础上搞的，所以在前面加上了TD。那时还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东西。但是基本思路已经有了，认为TDD的模式是基本可以的，只不过当时有一个想法，智能天线能否写在标准里？它只是一种技术。

　　智能天线能解决什么问题？无线通信和有线不同，发射时并不知道接收端在哪，因此发射时是比较广泛的，也就意味着，你这个终端接收到信号的时候，别的终端也能收到，这就是一种干扰。反过来，你也能收到别人的无用的信号。另外，无线传输时，并不是简单地走直线，遇到反射就会拐弯，避免不了多径，多径比较长，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晚，互相之间就是干扰，这是无线通信很难避免的。用智能天线，发射时知道接收端在哪，凭什么知道呢，凭一个天线很难定位方位，但如果有几根天线，天线的位置有一些差别，根据不同的天线收到的差别，一定位，就捕捉到了终端的位置，我就直接对着你发射，这样，功率大大减少，别人不会受到干扰，另外，我既然知道你在哪里，就知道有多少径，不同径是不同延时，我把延时补偿回来了，多径的干扰就变成了同向叠加，干扰就大大抵消，由于这点，解决了抗干扰的能力，能在比较窄的频谱里，不是太高的性M比，能支持多用户。

　　能支持用户越多，单位成本就低，就越有竞争力，频谱利用率就高。

　　它是有先进性的，要想办法把先进性发挥出来。

　　863那时喜欢在香山开会，叫头脑风暴。

　　不仅仅是提出标准的单位，西门子当时在欧洲提TDD的标准，虽然列上了，但处于一种劣势，所以一看，有人提TDD，很高兴做仿真。只不过没有用同步而已，西门子虽然自己提TDD，但一看TD——SCDMA比他好，就转到这边来了。

　　李默芳在芬兰会议上发言，对TD表示强有力的支持。

　　坦率地说，当时也不一定就用，只是表态而已。包括吴部长都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提一个标准也可以啊。并没有想到真正要它用。就大唐而言，一开始是走一步看一步，越往后走，越发现，已经上了船了，下不来了。

　　一步一步走过来，中国熬过来了。在国际会议上，声音是比较齐的。

　　走到这一步，不但国外没有想到，包括我们自己，包括香山会议时，都没有想到会这样。成功一步，对后期有一些鼓励，到后来不走不行了，大唐几乎每个月都要派人去参加国际会议，创新是一个大的工程。

　　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不容易，对TD的支持，是其他创新活动的榜样。外国人的观点是我首先反对，反对不了就加入。对他们而言，不在乎标准是谁的，而看中的是市场。有一位外国人说：“我看你们政府的态度，好像TD不是你们的的。”

　　我们只不过是用别人用过的办法。现在有08年的限时所在，中国不可能不用欧洲和美国的标准，倒推，什么时候发3G的牌照？TD没有时间了。从制造业的角度希望往后退，商用试验，应该说可以达到商用了，

　　今年可以发TD牌照了，发牌照不一定意味着马上就成熟，不发，就没有建网，这是促进的，发了牌照，会更快地促进。TD单靠大唐做，首先有TD成功，才能有大唐成功。发了，才能在TD上增加投入，给运营商信心。当然会给制造商一些压力。

　　和WCDMA还差一年的时间？

　　运营商

　　所有的3G都有风险，2G刚上时怎么样？也掉话。只是一种，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现在，基本上都是和2G兼容的，打电话是可以的。必须在网络中来完善。

　　2000-2002大唐最困难：

　　1、政府态度不明朗

　　2、孤军奋战，那时还没有形成联盟，很多人包括外商、国内企业非常不看好，大唐资金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稳定性就是一个问题。当时搞的人也不容易看到前途，虽然基本通话有了，基站基本上用得是西门子，终端还没有做。那时看上去，大唐除一个标准，几个专利外，没有什么。西门子在2002年左右，不再和大唐合作。西门子希望做TSM，大唐认为试验可以，但运营商不愿意走这半步。李默芳的态度很明朗，有GPRS了，为什么还要上TSM？要做就做真正的国际标准，LCR。西门子想早进入市场。认为比较容易，从GSM转过来，实际上，运营商并没有那么积极。大唐虽然两个做了，但重点还是在TSM。当时演示的都是基于TSM的设备。信产部规定，要按TDSCDMA测试。也曾经谈过合资，愿意合作，做基站，认为TD能行，而且中国有大的市场。他认为大唐系统产业化的能力不好。我还和他们去谈过。在大唐谈的。西门子有顾虑，西门子当时通信集团遇到了一定困难，业绩没有那么好。所以想尽快加入市场。

　　大唐从终端、基站、芯片都自己做，这么大一摊子，想从股份公司拿到一些支持，有上海的、西安的、北京的，内部又乱，朋友又走了，政策又不支持。

　　我们和西门子谈合资时，知道如果合资，大唐是拿不出钱来的。所以希望承认我们已有技术的价值，它总是压低大唐所拥有的技术的价值。大唐当时希望控股，希望西门子的股权不要太多，不希望一上市，再摊薄时，仍有一个控制地位，西门子也希望控股。

　　现在看来，谈不成是注定的。当时，还谈到设备生产，国内以大唐为主，国外以西门子为主。各种方案都想过，但实际上，因为大唐没有足够的实力。另外，也是看不到政府的态度，不敢下注。所以后来和华为合资是一种可进可退的举措。控股的。

　　华为并不是真心做TD，并没有把研发投入都放在上面来。

　　中兴是真心的，感到TD就是好，有优势。

　　他们有一种心态，认为TD

　　在看到我国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成功范例的同时，需要正视我国在创新方面的差距。我国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球500强研发支出占销售额为5%~10%，中国500强为1.6%。我国轻工和纺织业是世界第一大国，但缺少自己品牌(以服装为例有自己品牌的仅10%)；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核心技术受控于人，2005年前十个月，我国电子百强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1.8%，不及微软、英特尔、三星公司水平的1/10；我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三大国，但出口产品中自主品牌或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只占10%，出口产品利润率低；我国是制造业第四大国，但重要的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我国还是资源消耗大国，但每万美元GDP的综合能耗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世界经济论坛以宏观经济稳定性、诚信度、政府开支构成、合同与法律、反腐败、信息技术应用、技术转让和创新共八项指标来综合评价世界各国的增长竞争力，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排名远低于其他指标，创新已成为制约我国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我国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与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相称，究其原因除了全社会的科技投入偏低外，体制机制问题是关键，长期计划经济环境下养成不利于创新的企业架构及心态还没有彻底改变，我们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只关注在任期内的短期业绩，缺乏长远的创新战略和决心，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社会的创新意识和信心不足，没有形成全社会支持创新的氛围。在自主创新方面有一些认识的误区，例如将自主创新看成纯粹是科技部门的事，或者将创新看作生产产品的企业的孤立行为，忽视或放弃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及市场的作用。市场换不来国外的核心技术，但市场是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不可缺的资源，新产品不经过市场考验不可能成熟。我国一些垄断市场的部门或企业集团对国产设备特别是创新产品缺乏信心和热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掌握的市场资源向国外产品倾斜，更有甚者按照“采用国外设备如果出了问题没有责任，但采用国产设备则有责任”的逻辑，剥夺或限制了国内创新产品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们偌大的市场不应只是他人的蛋糕，应当成为自主创新能力成长的土壤。企业应当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缺一不可，以市场为纽带的产学研用结合和企业间的合作同样重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和技术大会上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们这一代人不论处在研究机构还是企业，不论是在生产、使用或政府部门，都应思考我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了什么。

　　中央将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指明了方向并给出了措施，我国的产业发展已有相当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展示了巨大的市场并为自主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意识逐渐增强，我们有较雄厚的科技力量和人才队伍，有了一批自主创新成功企业作为榜样，在全社会的关注下，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一定会有大的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必将成为在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

　　前世

　　2006年2月18日，64岁的李世鹤从北京飞到了海南三亚，这位被称作TD-SCDMA(以下简称TDS)之父、中国3G之父的老头一向精神矍烁，戴着大黑方框眼镜，以一种典型的中国工程师形象出现，但是现在，他要好好享受一下这号称中国最美丽的沙滩。

　　11年来，李的命运随3G而起伏不定。他主持了TDS——这个国产商用3G制式标准的研发与推广，从一纸技术框架，到现在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3G的主流标准，与TDS结缘的11年，对于李世鹤来说就如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现在正是冲刺的前夜。

　　两番闭门长谈

　　李世鹤是重庆人，1963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1968年，李进入中国邮电部第四研究所，但是两年后，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西安挖起了地道。1978年，李报名国家的800人 出国留学招募，随后飞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学习，4年后取得了博士学位。1983年，李回到了邮电部第四研究所，成为总工程师。月薪70元人民币的他，开始对移动通讯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世界电信还是固话的天下，但李却对国际上的移动通讯发展产生了先知先觉。1985年，根据国际研究的基础，他到重庆主持了中国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的设计和设备选型。1991年他又帮助江阴市开发了模拟制式下的移动通话终端，“我后来也搞出了那些大水壶、大砖头！”而当时国内无论是移动通讯设备还是终端都被国外厂商一统天下。

　　国内移动通讯的现实、前景与积累的研究经验刺激了李世鹤的雄心。他的目光开始从在既有制式标准上发展自主产品，发展到开发国家自主的新制式——这是一个冒险而富有想象力的计划，将影响到无线移动通讯整条产业链上的格局分成。直到现在，在自信的李世鹤看来，3G标准间没有任何技术上的不同，只是人为地设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1993年，美国高通公司搞出了关于新制式CDMA(码分多址)，我也研究这个技术，然后就想着怎么超过它。”第二年，李被调到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当副院长，在这里他遇上了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其一是在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另一个就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广涵，这两个中国留学生本来想做一个兼容的CDMA方案，但与高通公司谈判专利无法达成妥协，只得放弃CDMA，研究新的方案——SCDMA(同步码分多址)。这年6月，李和两人在北京闭门长谈了三天，讨论了不少新技术设想，并确定了利用时分双工，即TD这个关键元素。TD从此与李世鹤的生活绑在了一块。

　　1995年春天，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与李世鹤们在美国见了一面，在德克萨斯大学一间教室里，他们热情洋溢，无拘无束地讨论了四天，一个叫做TDS的方案形成了雏形，作为上级领导的周寰拍板了：干！

　　周寰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拍板，将深刻影响多年后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三代移动通讯市场格局。而其本人事后看来，成为了李世鹤们的“贵人”。

　　两道生死关

　　“上3G，光对现有2G网络的升级或替换投资就是几千亿，”到现在，说话爽直的李仍然认为，“TD-SCDMA发展的一个优势就是国家牌”。这也是TDS手中最大的王牌。

　　1995年11月，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与Cwill公司合资成立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李世鹤出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李世鹤在吸取SCDMA部分优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全新改造，制订出了TDS系统规范。但就在这时，作为亲密战友的陈卫与徐广涵，却对TDS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并最终离开。因为从一个纸面上的标准设想，到成为被承认的标准，再到研究发展成熟，并投入商业化，将是一个非常漫长，又极其耗费资金的事情。

　　这个担心不无道理。李世鹤与TDS后来的发展的确波折重重。其中有李世鹤本人的性格问题，李曾说，在国营研究院体制下干事不是很顺，一些决策不是从企业角度考虑问题，在TDS的开发计划里，计划批准后每次用钱都要等着烦琐的审批，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发效率。“李老师太直率，我行我素，在做官的时候，曾经跟部长、院长拍桌子。”李的一位学生这样说。

　　TDS的最后诞生也经过了两道生死关，第一道关是1997年的“邮电部香山会议”。李世鹤回忆说，这个会议将决定向不向国际电联提交TDS方案。大部分人都反对玩“这个历来由外国人玩的游戏”，但一直力挺TDS的周寰表态坚决支持，最后当时的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下了结论：总有第一次，总得试一试！

　　第二道关也是最惊险的一关。1998年11月，国际电联第八组织在伦敦召开第15次会议，确定要在日韩美欧中等10项方案中淘汰若干项。当时国际电联内代表美国利益的CDMA2000和代表欧洲利益的WCDMA正斗得激烈，对来自中国的TDS也是排斥有加。周寰再次成为了李世鹤的“贵人”，他向信产部领导求助，然后，中国信息产业部致函各外企驻中国机构，提醒他们注意“对TDS封杀可能造成的后果”。在巨大的中国市场诱惑下，最年轻，实力最弱的TDS得以保留。“周一直以来都在帮我们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没有他在上面扛住，TDS走不到今天。”

　　最终，2000年5月，在土耳其国际电联全会上，中国大唐集团(即前信产部科技研究院，周寰任董事长)的TDS系统被投票采纳为国际三大3G标准之一，与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并列。

　　但是，事态发展并非就此一帆风顺。事实上，此时中国国内移动通讯业发展迅猛，中国政府发展第三代移动通讯业时采用哪种标准，将极大地影响到国际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商业前景。利益刺激下，各种危机频现，TDS疲于应付。

　　2000年，李世鹤所在的信产部科学技术研究院改制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周寰担任董事长兼总裁。这年9月，作为TDS开发主持人的李世鹤还表示，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2001年就能运用TDS试运行3G网络，而大唐电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TDS成熟并产业化。但是，就如开始时担心的那样，TDS之后便进入了不停地被修改、完善阶段，银行那边的贷款一块接一块地过来，但直到2001年底，在TDS制式下能运作的样机却仍然没有做出来。

　　“说实话，TDS成为国际标准之一后，怎样产业化是我最大的焦虑，心里的确没底。”李世鹤说。这时，3G已经在国际上开始商用，这使李和他的伙伴受到更大的压力。出于巨大商业利益目的，国际通讯设备制造商纷纷向中国方面游说、施压，要求尽快发放3G牌照，TDS及大唐陷入随时会被市场抛弃的境地。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信产部组织专家启动了一次3G技术试验，对TDS、WCDMA、CDMA2000三种技术进行测试，并在2002年4月得出一个结果：

　　WCDMA和CDMA2000还不具备商用的条件。整个业界暂时安静了下来。

　　平静只是暂时的。只要TDS没有投入商用的十足把握，一旦中国政府发牌3G，即使勉强进入市场，也会在市场应用中承受不可预估的风险。2003年上半年，欧盟方面再次敦促中国应尽早决策采用WCDMA，而在该年秋天，各跨国通讯设备商总裁相继来华，游说中国政府尽快发放3G牌照，企图一举打开这个庞大市场。

　　那一年，李世鹤很焦虑，他需要与时间赛跑，尽快把TDS成熟起来，这时的李，已经60岁，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然而，“这五六年却是我最玩命的时候！”

　　今生

　　市场的疑惑

　　在记者采访中，不少运营商和设备制造人士都私下表达了对TDS的疑虑，但涉及到公开采访，各方的决策人物基本都以“过于敏感”为由拒绝讨论TDS。有知情人士指出，运营商/设备商们早在两三年前就已经被相关部门知会不能对TDS擅自发言。目前TDS正处在第三阶段测试、即将投入大规模商用的关键时刻，各方对TDS的话题更是慎之又慎。

　　中国政府对TDS的支持一直不遗余力。国家计委、科技部和信产部在2002年10月开始撮合大唐与华为、中兴等国内厂家组成“TD-SCDMA产业联盟”，当时惟一的国际伙伴——对TDS研发一度丧失信心的西门子也宣布加大对TDS系统的研发费用。

　　2003年8到10月可以说是李世鹤曝光率最高的时间段。2003年，有关3G的峰会此起彼伏，媒体与业界闻到了国家意志的气味，即将退休的李开始频频受邀做访问、谈感想。在各种场合，李世鹤不遗余力地为TDS作宣传，并认为它将改变中国移动通讯设备几乎完全进口的局面，将为中国电信设备商带来丰厚的利润。

　　实际上，在TDS联盟建立前，联盟中最具实力的中兴、华为和普天都在另两个3G标准(WCDMA和CDMA2000)上押下了重注，研发相关产品。对于除大唐外的这些国内设备制造商，以及中国移动等各大运营商来说，在世纪之交，其它相对成熟的国际标准已经在国外进入商用时，他们似乎很难理解3G已在西方上路的情况下，国家再倾力培育一个新标准的意义何在？

　　2003年12月，中国移动董事长王晓初公开表示希望采用WCDMA作为内地3G网络制式，再以TDS作为补充。“且不说TD-SCDMA设备商本身实力不济，单就选择TD而言，对运营商都是一种艰难抉择。”

　　TDS产业联盟成立以后，大唐其实向联盟内开放了大部分专利，后来“领导找我们谈，让我们继续开放专利，一开始我和周寰都想不通，后来想想，我们不是在为个人，而是在为国家做事。”李世鹤回忆，“在有成功可能性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的技术有一些感情吗？”李质疑国内同行以及运营商们的心态。“在日本和欧洲，运营商采用哪种标准，是由政府规定的。通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运营商要做什么系统、用什么技术，都是由政府决定的。”李世鹤说，“我们做的事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能力范围，已经是国家行为。”

　　国家意志的力撑

　　国家对TDS的支持一直延续着。李世鹤觉得，最让他受鼓舞的日子是2004年12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荷兰，在飞利浦总部接听了来自中国TDS移动网络系统的国际长途；次日上午，大唐移动便在北京向媒体演示TDS视频电话。另一个令他兴奋的日子则是2006年1月20日，信产部宣布TDS成为我国的通信行业标准，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认为该标准技术方案已经成熟，惟一未知的就是在中国3G发牌时它能在三大标准里占到多大的席位。

　　情况朝着好的方向一步步发展。中国政府把3G牌照搁置的几年，大唐移动抓紧了合纵连横的工作，2002年开始，组织起TDS产业联盟，牢固国内伙伴，接着又与飞利浦、三星等国际企业组建TDS核心技术研发合资企业，相继启动商用化TDS手机项目，参加了信产部组织的3G三大标准的第二阶段测试，当初没有投太多精力在TDS上的华为，也在2004年底与西门子合作开发起了3G产品，西门子目前已联手中国合作伙伴向该标准投入了约1.7亿欧元，诺基亚与合作者投入了1.11亿美元，摩托罗拉、爱立信、北电、阿尔卡特及朗讯等也竞相追赶TD-SCDMA大潮。一些在困境中挣扎的设备商，如朗讯，更是寄望中国启动3G能帮助其扭转命运。而当2006年2月，中国移动高层王建宙出现在巴塞罗那3GSM大会上时，据说其所参加的报告会门票最高卖到了接近5万元人民币一张。

　　“即使是TDS被质疑得最凶的时候，我还是认定它是必然要成功的。”李世鹤曾经把自己做移动通信的过程概括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而现在，TDS的前景就如三亚的沙滩与阳光，看起来那是相当的好。

　　退休后担任大唐移动高级技术顾问的李，一边忙着对TDS标准的技术升级，一边像2000年时那样，乐观地估计起TD-SCDMA手机的应用前景，或者估算2010年中国3G手机用户将有1.5亿，或者提前为运营商打起了成本账。

　　“对于我来说，这11年做了这一件事已经足够了。”李用其浑厚的重庆乡音说。

　　未来

　　一个商人的3G愿景

　　在大企业眼花缭乱的步骤中，这个大产业背景下也不缺乏芸芸众生之相。对于游走在3G门口的陈同兴来说，3G就是他事业人生的又一重要起点。

　　陈同兴35岁，一口带有明显东南口音的普通话，遣词急促。此时的他，正站在公司办公室往外张望，窗外就是北京的东三环，央视新大楼正在兴建。“以后要多多到马路对面去，因为那边是未来最重要的资源源泉。”陈笑笑说，在他能想象得到的3G时代里，他认为最容易被人们想起的就应该是在手机上看电视，而他涉足手机电视行业其实已近5年。陈同兴现在是北京神州掌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这是一家专注于以移动流媒体(以数据流的方式实时发布音、视频多媒体内容的媒体)业务，提供移动增值服务的SP(通讯服务提供商)企业。

　　“将来很多服务你是无法预料的，单单是我熟悉的移动流媒体，发展起来就有很多我料不到的商业表现形式，”陈笑着说，“一旦中国的3G牌照发放，更多人的创造力就会被激发出来。”

　　移动通讯产业链的每一波升级式的发展，开始时总是由移动通讯技术提供商与设备制造商通过营造舆论推动，为运营商描画美好的愿景；当运营商开始投身于这个愿景，就会成为整合者的角色，牵头整合设备供应商、终端生产商和SP、CP的资源，让各个角色在新的用户平台上获得新的发展。

　　“我在为3G提前做准备”

　　陈同兴大学时学的其实是证券投资，研究生读金融计算机，后来在东方明珠这只沪上概念股票上赚了不少钱。碰巧的是，现在他的手机电视业务内容的提供者——上海文广同样也是沪上机构。陈一度在广电总局下属的中广有线。2001年，陈进入中交网星，开始涉足手机电视行业。已经离开中广网星跳槽到神州掌讯的陈，最近则把手机电视形容为“面向3G的核心增值业务”，并为此准备了详尽的资料，随时向他的合作者推广。

　　进入中交网星和神州掌讯的网站，都可以发现这里已经初具“独立电视台”的样貌，客户可以选择娱乐、体育、音乐等不同频道的节目。2月26日这天，陈拿出他的CDMA1X手机，向记者展示了他点播的冬奥会新闻，以说明电视节目在手机屏幕上一样可以顺畅优质地播放。对于陈来说，无线移动通讯网络的发展使过去很多不可想象的灵感和创意得到了发展，哪怕是简单朴素的商业理念，陈同兴喜欢强调一句话：“照相是04年的大事，音乐是05年的大事，看电视是06年的大事。”

　　这几年来，陈并不大关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3G发牌猜测与讨论，而是把目光放在更微观的层面，“我现在更在意的是一种对手机电视运营模式和内容模式的探索，就是为了提前为3G准备，积累经验。”对于陈来说，准3G的CDMA1X网络提供给了他练兵的机会。

　　“我始终寄望3G时代来临后能把手机电视这个业务做得更好。”

　　3G像高速公路

　　在易观咨询分析师崔小龙看来，一个国家的电信建设可以比喻作修路，如果说在2G时代运营商修建的是二级公路网的话，3G时代修的就是高速公路网。

　　那么，当3G即将发牌时，在这些高速公路上，到底能跑些什么？

　　很多人下意识地首先会想起手机视频。在网络从拨号时代进入宽带时代时，上百倍增长的数据传送空间也首先被视频服务所利用。和黄在欧洲与香港建立的3G网络，也是以视频为中心业务的卖点，譬如提供个人视频电话与流媒体业务。

　　但3G高速公路并非给用户多一个途径看电视这么简单。在网络上，一个网页的大小大概是几十K到几百K，而换成以3G网络来传送，即使终端设备是在高速移动中，也能在几秒内快速完成，我们完全可以在早上起床时赖在床上，上网读新闻，查天气，甚至下载歌曲，给朋友写E-mail，而不用抱着被子走到电脑旁开机上网——几乎所有因电脑网络而兴起的信息服务，都能在3G上发展。

　　商机以万亿计

　　3G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据估计，在我国建设一张全国范围内的3G移动网络，需要的资金就达数千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只要我国政府发放一张3G牌照，就可能带来数千亿元的市场规模。而如果我国政府同时向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等五大运营商发放3G牌照，仅仅五家运营商为建网的设备采购金额就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预计，3G在中国投入运营5年的时间内将经过市场导入期和成长期，3G用户将达到1.98亿至2.66亿，6年内3G运营收入累计将达到1万亿，3G系统设备市场累计将达到5900亿，3G终端市场累计将达到4000亿。

　　国内的两大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是3G的必然受益者，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铁通、中国卫通等这些2G时代的移动通讯旁观者们，在传统固话市场失去吸引力后，一直把3G视作他们进军国内移动通信领域的切入点，也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争取主管部门的青睐。作为海外厂家的代表，德国西门子公司承认，随着中国运营商争相赶在奥运会前后推出3G服务，西门子可从中至少赚到10亿欧元。中国本土厂商却在诸如手机终端、手机芯片等方面存在产业真空。这是遗憾，也是机会所在。

　　对于运营商们来说，如何从老百姓身上赚钱的思路将有很大变动，从以语音、短信资费为主转变为以收取服务内容信息费为主，这将给几千家移动通讯内容提供商(CP)带来了业务争先的无限可能。

　　警惕泡沫

　　不过3G淘金潮中也可能泛起类似网络经济兴起时的泡沫。“3G带来的是一种可能性，一个开放的，基于移动通讯平台的无限多的个性化商业的可能。”王小龙说，消费者是否接受成为关键，“在消费者找到一些基于用户自己需求的真正服务后，其它泡沫也会随之散去。”新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新技术发展引导的商业梦想，如果不能触及深远广泛的社会价值，就不能走得很远。

　　中国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是目前少有的“反3G”人士，他认为如果由国家启动而不是由市场需求启动3G的话，将给运营商带来沉重的负担，理由是3G建设本身就是巨大的投资，“这样将进一步加剧3G的亏损。”阚凯力认为，在目前无论怎么样描画3G的赢利前景，这一直都是想当然的命题。

　　不过，信产部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一直对中国3G发牌后的发展表示信心，他认为中国政府在3G政策方面的准备非常详细，甚至涉及了中国通信产业在“后3G时代”的综合配套政策，包括监管体制的调整、运营格局的优化、产业链发展等。

　　3G的技术标准

　　国际电信联盟(ITU)在2000年5月确定W-CDMA、CDMA2000和TDS-CDMA三大主流无线接口标准，写入3G技术指导性文件《2000年国际移动通讯计划》(简称IMT-2000)。

　　W-CDMA

　　即WidebandCDMA，也称为CDMADirectSpread，意为宽频分码多重存取，其支持者主要是以GSM系统为主的欧洲厂商，日本公司也或多或少参与其中，包括欧美的爱立信、阿尔卡特、诺基亚、朗讯、北电，以及日本的NTT、富士通、夏普等厂商。这套系统能够架设在现有的GSM网络上，对于系统提供商而言可以较轻易地过渡，而GSM系统相当普及的亚洲对这套新技术的接受度预料会相当高。因此W-CDMA具有先天的市场优势。

　　CDMA2000

　　CDMA2000也称为CDMA Multi-Carrier，由美国高通北美公司为主导提出，摩托罗拉、Lucent和后来加入的韩国三星都有参与，韩国现在成为该标准的主导者。这套系统是从窄频CDMA One数字标准衍生出来的，可以从原有的CDMA One结构直接升级到3G，建设成本低廉。但目前使用CDMA的地区只有日、韩和北美，所以CDMA2000的支持者不如W-CDMA多。不过CDMA2000的研发技术却是目前各标准中进度最快的，许多3G手机已经率先面世。

　　TD-SCDMA

　　该标准是由中国大陆独自制定的3G标准，1999年6月29日，中国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向ITU提出。该标准将智能无线、同步CDMA和软件无线电等当今国际领先技术融于其中，在频谱利用率、对业务支持具有灵活性、频率灵活性及成本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另外，由于中国内的庞大的市场，该标准受到各大主要电信设备厂商的重视，全球一半以上的设备厂商都宣布可以支持TD-SCDMA标准。